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去年猪价高企，导致许多散养农户追高入市。“存栏量增加，而需求量并没有太多变化，反而国外猪肉的进口量有所增加，导致国内生猪市场供过于求。”李国祥认为，由于价格持续走低，也让很多养殖户开始减少能繁母猪的存栏量。由于全国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增幅较大，整体来看，下半年我国生猪市场依然将供过于求。
在李国祥看来，虽然国家政策扶持和调控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短期内猪肉价格不会有大的涨幅，“进口猪肉的养殖成本比国内低，这对养殖户来讲也是一个打击。”
“猪周期”为何反复出现
猪肉价格的“过山车”，在业内被称作“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即“猪周期”。“猪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表现为“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周期性猪肉价格变化。“猪肉价格大涨，刺激农民积极性，促使母猪存栏量大增，市场上的生猪供应量剧增，导致肉价下跌，打击了农民积极性，养殖户大量淘汰母猪甚至因为无法经营下去而转行，生猪供应量自然而然就减少，又导致猪肉价格的再次上涨。”李国祥这样说。
农业部的一项研究显示，从改革开放到2007年，我国生猪生产呈现波动中增长的态势。先后在1985年、1988年、1994年、1997年、2004年、2007年经历了6次明显的价格波动，价格较上一年增长都在10%以上。其中，1988年、1994年和2007年价格波动尤其大，增幅超过50%。
研究显示，从历史情况看，生产和价格波动的平均周期为4-5年左右，上升期和下降期平均分别为3.5年和2.5年左右。2007年后，猪肉价格又先后经历了2次波动，猪周期时间明显缩短，约3年一个周期，而且振幅加剧，尤其是2011年猪肉价格同比涨幅更是达到70%。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对供需具有很大的调节作用。“由于去年猪肉价格的过度上涨，今年肉价的下跌是注定的。”王济民说，价格太高必然回调，价格太低必然上升。
“生猪生长有一定的周期，与其他很多农产品(5.77,-0.01,-0.17%)一样农户总是以现有的市场价格为标准去预期未来的收益，但是计划又赶不上市场变化的节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猪周期”的形成。”李国祥说。
而猪肉价格的变动，在国计民生和CPI变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权重，在CPI的变动当中，70%左右来自食品价格的变动，20%左右来自居住类价格的变动。在食品价格中，猪肉价格占了重要地位，此前多次国内物价的涨跌，都与猪肉价格大幅波动有密切联系。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12年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8%。其中，仅食品中的猪肉一项，由于价格同比下降18.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71个百分点。
打破“猪周期”怪圈亟待行业整合
事实上，猪肉价格的周期性震荡也非中国独有。王济民告诉记者，各国都有所谓的“猪周期”现象，只是持续时间、间隔时间、价格波动幅度有所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猪周期”的存在有其客观性，政府要做的是加强调控，避免其大起大落。
那么，“猪周期”是否无法规避呢?
一些业内人士也认为，冻猪肉收储等行为，无法长期保证养殖户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想要打破猪肉价格“涨价、降价、亏损、减产、再涨价”的恶性循环，需要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关键在于改变散养户占比较高的现状。由于散养户受自身专业知识等因素的限制对市场难以形成全面充分的判断，价格波动对其养殖意愿的影响较为明显，加上散养户本身抵抗意外风险的能力低，而规模较大的养殖户却在一定程度上能规避这些问题，并且大规模企业在疫病防控方面也具有优势。
而从国外经验来看，目前美国生猪养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大企业产业链一体化、中小型独立农场、中小农场联合体等。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合同生产的方式，以专业化养殖模式取代垂直一体化的养殖模式，实现了大型企业的快速扩张。
此外，提高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在丹麦，养猪合作社提供80%的市场供给。他们通过合作社，种猪统一培育、饲料统一生产、药品统一调配、联合办屠宰厂甚至银行等方式，组织“计划生产”，以降低风险。
对此，李国祥认为，猪肉价格的大幅度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短期内可以通过冻猪肉收储等方法予以缓解，但从长期来看，还要通过行业的整合等方式来“治本”。
生猪养殖产业链一般包括多个环节，养殖、屠宰、猪肉深加工、饲料加工、养猪科研(疫苗研究)以及猪肉销售等。对于小规模养殖户来说，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下游、风险承受能力弱，“猪周期”对他们伤害最大。“改变猪肉产销结构的不合理才是关键。”李国祥说，以合同生产、订单生产的方式，市场需要多少养殖户就生产多少，可以达到供需平衡。
此外，李国祥还认为，国家可以确定核心养殖户并保护其养殖规模，增加贷款补贴奖励、保障生产能力，并将屠宰和养殖统一起来，形成合力，提升全行业的抗风险能力。
